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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視角看馬王政爭話語權

撰文 / 謝清果 李淼

2014-1 第001期

  • 大陸出現民眾支持馬英九倒王的話語集群。(《福建日報》提供)

  • 大陸看國民黨多年內鬥。(《福建日報》提供)

  • 不少大陸民眾希望通過台灣的民主化政治進程,對於大陸存在的問題起借鑒。(林采韻攝)

  • 媒體蜂擁而上談論馬王之爭。(《福建日報》提供)

  • 話語權掌握在誰手裡,決定了社會輿論的走向。(林采韻攝)

台灣的「馬王關說」事件,從2013年9月開始爆發於台灣政壇至今已數月,島內外各方人士從最初的謹慎看待與觀望,到後期伴隨媒體蜂擁而上話題的激戰不休,從始至終都伴隨著雙方的博弈與較量。在這場看似國民黨內部維護司法公正的力量對決,其實是人情、法情、民情下話語權的激蕩。

「話語權」簡言之,就是說話權,即控制輿論的權力。話語權掌握在誰手裡,決定了社會輿論的走向;在當代社會思潮中,話語權指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能力。在此次台灣「馬王關說」事件裡,我們可通過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內部,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之間,以及台灣與大陸雙方這三個層級維度,進行多維度審視。

話語權的使用拿捏

一、國民黨內部話語權的角逐

「在抗拒政治力量關說司法案件這件事情上,沒有任何灰色地帶,也不容我們猶豫妥協。」這是馬英九一改往日儒雅形象,對台灣「最高檢察署」特偵組公布的關於「法務部長」曾勇夫、「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涉嫌接受「立法院長」王金平及「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的關說做出的回應與表態。

其實,台灣島內從不缺乏政治敏感事件,但這次的事件卻更帶有某種港台電影的色彩,就是在雙方話語權表相下,法情與人情的暗暗發力。

馬英九以司法捍衛者,黨風黨紀衛道者的身分高調出場,對國民黨留下的例如黑金政治、官僚作風、暗箱操作、利益集團等政治遺產試圖加以肅清;所以在此次話語權馬拉松中「一號選手」馬英九先發制人,使「種子選手」王金平在公共視角下陷入被動;但在台灣政界多年穩坐「立法院長」的王金平不急不躁,適度拿捏,真正踐行了求度而可證道的理念,不僅將馬英九置於致使黨內不團結的被動位置,更獲得了包括民進黨在內部分人士的力挺,隨後對於撤銷黨籍是否上訴的遲遲表態,都把話語權的主動發力權揣於懷中。

其實,在黨內話語權的較量上,馬英九並非第一次在黨內高層中間高調發力。在2005年,連戰父子順利訪問大陸並受到高規格接待,提出「16字箴言」的時候,馬英九並未將其看做古稀之年連戰的「畢業典禮」,反而在台灣借「總統府」發言人之口對連的大陸表態表示不知情;當然,作為在泛藍陣營中勢力龐大的連戰,同樣以「為馬英九奔走」的基調回擊得理直氣壯。

在此次「馬王關說」的同時,連戰也以希望大家保持黨內團結穩定的維穩語調表態,令馬英九與連戰在黨內站隊時,更使馬英九自身在國民黨黨內更加處於不利地勢。此外,馬英九也忽視了連戰在民間的一種代表性形象,這也正如同如今的王金平在島內民間的微妙人情形象一般。

二、國民黨與民進黨話語權的拉力

早前,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高志鵬表示,「立法院長」為「立委」共選,地位尊崇,不容國民黨以一黨黨紀破壞。這已經不是民進黨第一次對於王金平的力挺了,馬英九在國民黨內部四面楚歌之時,民進黨以頻拋橄欖枝的姿態出現,這便又產生了一組話語權的對立。宏觀層面上是兩黨之間,其實,更直白地說應該是王金平和一直與自己關係還不錯的民進黨的話語權對視。

台灣法不責眾

在「馬王關說」事件一開始,它就已經不是單純的政治事件了,台灣社會法不責眾的這條暗線,一直貫穿著台灣政治生活之中。因為所謂的法不責眾,就使部分官員因為人多勢眾而一時產生力量感,認為不必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所以,關說也一直被民眾所反感。但是這一次,民進黨通過話語權的「支持」,寄希望於王金平的「全身出走」,正是民進黨與王金平底線的爭奪。這種妄圖實現政黨輪替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是摸不清王金平堅守底線的錯誤估計。

另外,馬英九「揮淚斬馬謖」的橋段台灣政黨內外似乎並不買帳,黨內眾人紛紛唏噓的同時,王金平在此時仍然將黨內團結放在首位,姿態上的四兩撥千斤,把自己放在開除黨籍後「人微言輕」的語調下,不僅在黨內顯得顧全大局,在黨外更是進一步強化了執政黨的整體形象構建。

所以在王金平與民進黨的話語較量上,已經不再是王金平會不會出走的問題了,反而更成為一種民進黨嘴臉自我暴露的言語鬧劇。

三、大陸官民與台灣話語權的互動

在台灣島內關說越演越烈之時,大陸地區的官民對其也有著相對低調的卻又熱切的關注度。在大陸,出現了民眾支持馬英九倒王的話語集群。在當代中國,一次次官民衝突事件的激化,社會不同階層的行為對立,特權被一次次地僭越使用,都是大陸民眾對於高官等特權階級表現出人大於法行為的深惡痛絕,同時卻又對其有著感同身受的自我表達。大陸的民主運作方式與台灣有所差異,所以大陸民眾在台灣政治事件的話語權表達上,就加入了更多地自我想像。

審視傳播大環境

進一步來說,其實大陸民眾對「馬王關說」報以關切的另一個原因也是一種情感化的遷移。雖然在兩岸政治制度雖然不盡相同的前提預設下,但大陸民眾潛意識仍然希望通過台灣的民主化政治進程,對於大陸存在的一些頑疾問題起到借鑒與引導作用。這種通過話語權參與到事件之中的情感遷移與投射,是兩岸民眾通過話語權的表達進行的一種良性互動。這本身便是一種大陸民眾對於台灣多方話語的自我解析,在此基礎上的一種自我表達。

但是,在對待這一事件上,兩岸民眾卻也有著話語上的相似集合。台灣與大陸,在家、國、天下的概念認同上,其實都有國學謙忍的處事方式蘊藏其中。所以馬英九這次的行為方式,在大陸民眾其看來不得不說有些過激,在人情與法情中間,在此時看對錯就被情緒化的話語模糊化了。所以說,對於話語權的顯現,我們永遠不能忽略其存在時的傳播大環境是什麼,總基調是什麼,這些容易被我們弱化的細節點。

所以,從兩岸話語權的大背景下來看,無論是國民黨黨內還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的紛爭,最終都會落實到兩岸話語權問題上。兩黨在關說事件的處理方式上,到底想給大陸方面呈現一種什麼樣的姿態,展現一種什麼樣的態度,都是在表層話語權爭奪下,深層話語權表達與傳遞能力的一種彈性化彰顯。

而在這一敏感時期,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第一時間,用茶敘的方式,與台灣媒體見面溝通,適時化解可能由此帶來的誤解,這也是大陸在通過自己的方式傳遞話語資訊。

四、台灣政治轉型過程中的話語權思考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曾經說過:「在法國,一直顯得言論自由要比默不作聲危險性小得多,因為後面一種情形,怕的是人們會把對事物的反對意見扼在心頭,至於爭論則可使他們有一個出口,而得到一方面的滿足,何況它又可使事物更容易沿著本身的道路向前推進」。

在話語權利上,台灣島內多種的不同反應,本身就可以看作是話語權的一種「爭鳴」,反應越激烈,動作越誇張,本身就是一種推動性的表現。一些學者從此次「馬王關說」事件中,看到了馬英九在政壇改革的力度,將其視為台灣政治轉型過程中的一種決心的表達。那這就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台灣的政治轉型問題,這個太大,不是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能夠清楚理清與敍述得當的。但是,有一點我們仍然可以明確的是,政治轉型並不是簡單地實行一套民主制度和民主結構就足夠了,關鍵是民主的實質,民主精神、民主價值是否為全體社會成員所認同,並且一定要與基本國情相適應。

台灣社會不安全跡象

例如,在30年以前的台灣社會中,父母最大的願望是送孩子出國留學,接受歐美的先進教育,與此同時學習台灣缺乏的新東西;但是,現在的台灣社會中,主流有了很大的改變,就是求穩。越來越多的高校畢業生選擇考取公務員,做這些事情早已與志趣無關,只是代表著一種收入的穩定性。這就是一種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安全跡象的表現,是社會外向表達的一種弱化,民眾開始畏手畏腳了,不就是對社會期待性下降,政府信任度消弭的表現嗎?

台灣與其說是政治轉型,不如說是對於未來政治轉型的焦慮更為恰當一些。「經」也許是好的,但讀經和傳道者是否將其念歪?究竟何為黨性,社會究竟是否到了黨內外與台灣社會各階層轉型認同的最佳時期?

政治與話語權的關聯,往往並不是宣傳者的過錯,因為更多地時候,這種話語體系是和群體一起打包出售的。在「馬王關說」事件下,馬英九「為信仰而戰」我們無可厚非,王金平從集體主義出發的人情關係,我們也感同身受。但是,在此次話語角逐中,有一個底線任然不可以逾越,那就是無論個人還是群體,把為政治體或民族而犯的罪看作是無罪,是無法得到認可的。

因為,自從古希臘之後,以民眾直接參政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消失了2000多年;那麼,這種馬王話語權之爭,我們是否可以看做民眾領袖們挾民意來變相綁架民眾意願呢?這些都是我們在此次話語權下更應看到的深層問題。羅伯特˙莫頓在點評勒龐《烏合之眾》的得失時曾經說過,「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麻煩,每個時代都會自以為面對著理性的黎明或非理性的開端。」但是,我們更應該深知,每一個時代,人民永遠是主體,永遠是話語權上真正的定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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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話語權

2014-1 第0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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