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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洪孟啟: 新產能與動能 誘發城市創意

撰文 / 洪孟啟

2015-6 第018期

  • 雲門舞作與土地結合。(雲門提供)

  • 台北展現作為世界設計之都的活力。(設計之都辦公室提供)

  • 華山文創園區的戶外演出活動。(表盟提供)

  • 文化去精緻化,街頭也能成為舞台。(匯川提供)

  • 信仰也是城市中文化的一環,圖為文昌祠內考生虔誠祈求仕事順利。(傳藝中心提供)

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之一是大都會群的出現,其重要性與影響將逐漸凌駕於國家之上,並且在特質上,亦由以生產為主導的面向轉為消費、娛樂為主導的面向。在這樣一個蛻置過程中,顯然城市的產能與動能(Enable)將會是一組重要的誘發因素。一個具有創意的城市則是此一誘發因素的體現。

大都會群的特色之一是「集中化」──流通集中、交流集中和交通集中,而向中心集中的外緣則是一個網路腹地,透過其中的交通網路、資源互補網路以及產業分工網路來支撐中心的競爭能力。將這個集中化的特性與以消費、娛樂為發展趨勢的主導面向作綜合觀察,則形構一個整合消費、配置、創造和發展的都會文化中心,並透過自我詮釋以建立具有自然風格與魅力的城市,自是當代城市發展的重要策略性思維。

個性都市 流行文化傳播

全球化的一般論述多認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一體化是全球化的重要表徵,所反應的是單向的政治交流與文化交流的終結,轉為每一個民族或文化更願意承納其他文化,在此間,復以流行文化的傳播能力為主軸,吉登斯(A.Giddens)以為,此使每個國家轉而擁有自我詮釋的權力。就如何自我詮釋這個議題,若藉用華勒斯坦(A.Wallerstein)概念而言,則是文化的戰略意義,即是當所謂的全球文明其意涵不再是西方中心的「單數文明」(Civilization), 而是各文明皆擁有平等位置的「複數文明」(Civilizations)之後,對於後者而言,卻也相對處於對「單數」文明既不能拒絕,亦不能被吸收的兩難之境,為解除此一難題,顯然的如何借助全球化的浮力將自身的本土魅力突顯,即為文化的戰略意義與自我詮釋權力的真正實際擁有。

對於文化創意動能的展現與傳輸,流行文化為其主軸,在此地若將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與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合為一個整體概念,而以「大眾文化」之名來觀察,則可以作如是的觀念發展。

多元文化 更能平易近人

詹明信將資本主義發展作以下的階段畫分:市場資本主義階段(前現代);帝國或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現代);多國或消費資本主義階段(後現代)。在前現代階段,精緻或高雅文化與民俗文化各自壁壘分明,亦各自擁有自己的特性、風格,各在自己的領域之內發展,此時是一個彼此共生的文化場域。然而,至現代階段,由於機械化與量產的介入,原有的文化場域遭致模糊,民俗文化被窒息,精緻文化則萎縮。

就現代化階段的大眾文化而言,實際上在其前期,由於工時和收入的壓力,勞動階級是缺席的,因此若以大眾文化等同於勞工文化,等同於低級、沒水準,事實上既是不正確也是不公平的。事實上是中產階級被商業文化的「資產階級文化」收編,是中產階級參與商業文明。班杰明(W.Benjamin)認為現代階段科技與量產剝除了文化產品(精緻文化、民俗文化)的氛圍(Aura),展現的是常規化、標準化和同步集體消費,使文化更平易近人,文化更具民主意義是其特色。

不過,五○年代電視出現,以及隨後所形成的資訊革命,使文化產業進入一個特定的歷史發展過程,所謂以電子傳媒為主體的麥克魯漢體系促使商業文化整編所有社會階層,大眾文化結構或組織出現,充分反映資本主義力量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此一情勢之下的後現代階段使文化產業顯現出零碎(Fragmentation)性格,樂觀者以為此種零碎性格正反映出文化多元的民主性格,即承認差異和平等。悲觀者不如是想,認為多文化的另一個意涵是葛蘭西(A.Gramsci)文化霸權概念的真實化,意思是說,強勢文化永遠可以借用其上游產製,中游傳輸與下游規範形成的優勢成為主導力量。所謂多元文化的場域,反而是提供強勢文化的一個霸權位置。使其整編所有社會階層,並藉此更強固化其力量和意識形態。

選擇文化產品的自由

以上兩種不同立場主要是由消費的角度切入,若另由生產角度來觀察,則亦有不同的見解。從文化產業的生產過程來說,當代特點是以大量行銷為導向、為基礎,以市場調查的週期性研究發現作為整體現狀的表徵,並且在行銷導向的策略中,對於文化產品的分析是將焦點由美學觀點轉換至效果設定,於是流行文化或大眾文化是商品而非文化,是由上而下,是有助社會控制的機制擴充。

在此一擴充的機制之下,文化產品扮演的是過度強化或淡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例如在迪士尼世界裡的米老鼠和唐老鴨反映的是權力位階所設定的順從、自律、依循,而工人角色則為高尚的野蠻人或都市流氓;另如《獅子王》影片,代表王者的獅子發音是英國腔,而屬於混混的土狼則是美國黑人腔。顯然的從此一產製過程來看,是易趨向於文化霸權的面向。

關於大眾文化的不同解釋,或許令人迷惑。班杰明曾以「漫遊者」表形容「大眾」,指其為都市空間的閒逛、旅遊或觀光者,陶醉於商品之中,一方面是主動的行動者,另方面則有如被異化的人。以霍爾(S.Hall)為主導的英國文化研究對閱聽人的實證研究發現,文化傳播並不能全面左右大眾,每個消費者仍有不同的詮釋,即擁有選擇的自由。吉登斯與齊默爾(G.Simmel)以培養選擇能力,增強社會反思能力,使大眾成為聰明人(Clever People),以促使文化民主化為指向。將上述幾家論述做一整合梳理,或許可以做出如下的描繪,在一個商業文化的既成社會裡,是具有霸權形成的或然性與風險,不過所有的消費者亦並非群氓(Herd),而是仍然擁有選擇的自由和能力,其消極者可透過抵制(Resistance)與沉默表達其選擇權,而積極者則可以透過對自我和對社會的反思能力來強化其選擇的自由。

對於選擇自由和選擇權力的展現或許藉助文化創意工作的促發會是一個可行的途徑。文化創意工作是與全球化下大都會群的發展趨勢相連帶。亦與經由自我詮釋以建立自我風格與魅力相關聯,更與選擇自由與權力擴展所促發的文化民主化建構思想相關。經由此一理解,當下的我們究竟要採取何種文化創意工作的策略呢?試以台北都會來作思考。

台北作為創意基地

首先將台北定位為一個創意都市,藉用過去國土發展構想的北部生活圈概念,以台北市為中心,建立一個網路腹地,並在資源概念與資源共享的前提之下做交通共享、人才共享與資訊共享形成一個網路共享圈。

在發展策略上,首先要拋棄五○年代或現代主義下經濟掛帥的發展思維,擺脫龐大的硬體建設可以表現一切理想或者解決一切問題的迷思。其次是認清台北是一個小而美城市的事實,形塑台北擁有魅力的故事性,激發台北的產能與動能。再其次是為台北在以下三組策略選擇上建構優先順序──「跨國文化交流的平台」、「創意、創新的基地」以及「生產流通的園地」。最後則是為台北找到一個核心文化創意產業,並以此核心建立主軸,所有政策與策略環繞此一軸心作輻射式發展。

過去,我們的文化建設工作一直強調均衡的觀念,此一觀念並沒有錯,錯的是我們的本位主義劣習,以致使均衡發展變成了各自發展,尤其當強調地方自治、地方自主之後,各行其是,相互排擠更成為大家心目中的當然。因此,要使文化創意政策形成為永續發展的事實,如果不能怯除本位主義,不能擺脫選舉文化操弄下的民粹政治和立場政治,以及不能強化政策執行上的整合能力與組織能力,恐怕終究會是鏡花水月一場。

(本內容為創用授權,轉載敬請註明原文出處)

2015-6 第0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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